01
之前申请的人身保护令刚一到期，戴晓磊的前夫就带人过来把她的家给砸了。
那是她和前夫在婚前一起买的房子。十天前，几个人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把防盗门整个拆下搬走，并把戴晓磊的衣物扔到了走廊里。事后，前夫告诉戴晓磊，限她近期之内搬离。
在戴晓磊身上有两个被人熟知的标签，一个是“《琅琊榜》武术导演刘杰之妻”，另一个则是“被家暴”。
最著名的那一次挨打发生在2014年7月，刘杰在杭州萧山机场当众打了戴晓磊一个耳光，并造成女方眼眶附近局部挫伤红肿、皮下淤血和轻微皮肤裂伤。而后机场公安局向刘杰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罚款200元。因为刘杰的公众人物身份，这场家暴案曾登上各大娱乐新闻。2014年8月，戴晓磊向法院起诉离婚。
因为公安的出面，机场的那次家暴在法庭上得到了认可，不过戴晓磊提交的另外7次婚内被家暴证据，则都没有得到法官的承认。“有淤青和伤口的照片，有医院的诊断书，也有我挨打之后多次报警的记录，”戴晓磊说，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认定她的伤痕是否源于刘杰的家暴，法院最终只以机场的那次家暴为依据，罚款刘杰5000元人民币，并判决两人离婚。
离婚后，刘杰并没有停止对戴晓磊的骚扰，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去年6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施行三个月后，戴晓磊以此新法为由，申请了人身保护令。
“不能说这个保护令没有起到作用，毕竟它到期了之后前夫才敢上门把我赶走。”不过她更觉得单靠一纸保护令，甚至是已经实行了一年的《反家暴法》，目前还远远不能保障被家暴者的权益。
事实上，法官花了约四周时间才颁布了戴晓磊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而那之后她前夫仍在网上公布了她的联系方式，这导致了进一步的骚扰。当她告诉法官此事时，法官让她报警，警方又把她打发回法院。
“只能说，《反家暴法》的落实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距离它真正起到明显的作用，可能道路还很远。”戴晓磊说。
去年夏天，在和前夫的一次争吵中，章小云被后者咬掉了鼻尖、鼻翼和鼻小柱，当场血流不止，鼻小柱小软骨外露。
02
2月末的上海，记者采访章小云的时候，她用口罩把面部伤口捂得严严实实。第二天她即将进行一场复杂的鼻子修复手术。去年夏天，在和前夫的一次争吵中，她被后者咬掉了鼻尖、鼻翼和鼻小柱，当场血流不止，鼻小柱小软骨外露。
“一阵钻心的疼，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疼过，我完全懵掉了，只看到我妈妈当场一头栽倒，晕了过去”。直到今日，章小云还能够回忆出当天的任何一个细节，在场的家人都在帮忙满地找她被咬掉的鼻子，直到前夫说，“不用找了，鼻子被我吞进肚子了”。
医疗机构对章小云做出伤势鉴定，“重伤二级”。检察院批捕了她的前夫，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他在看守所里给她打了电话，“别想摆脱我，这辈子我就跟你过了，一直到我们俩当中死了一个为止”。
这句话让章小云至今心里还在打哆嗦，采访过程中，她的哭泣一度打乱进程，即使身边人不断劝说，流泪对伤口不利。结婚十几年，前夫从没有停止对她的暴力殴打，拳打脚踢是日常。
打她的理由，大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他第一次对章小云动手，只是因为她不想让他把泡着方便面的碗，搁在炉子上晾着的鞋垫上。
戴晓磊第一次被刘杰打也是因为夫妻之间的小口角。结婚第三年春节，两人回刘杰的河北老家过年，因为那里是小县城，洗澡不方便，戴晓磊私下抱怨了几句。“他觉得我嫌弃他的家，心里很不爽，和我吵架，随手操起扫把就往我的头上一顿砸”，戴晓磊说，随后刘杰又把她按倒在沙发上，并用枕头捂在她的脸上。“我当时想的是，你把我闷死吧，我就能解脱了。”过了一会，刘杰才放开她。
那次让戴晓磊动了离婚的念头。回到北京后，她换了房门锁，并把刘杰的衣物都打包寄回了他老家。两人吵了好长时间，最终刘杰承认自己打人不对，并保证不会再有下次。“女人的心还是软，嫁人都是奔着想要有个家，有个孩子。当时我们还没有小孩，不过刚买了房子，我对这个家挺珍惜的。”戴晓磊说，她原谅了他。
杨蒙（化名）也原谅了她的前夫，并在离婚后遭到了最严重的一次殴打。她和前夫都是山东的农民，由杨蒙的姑姑介绍认识，只见了两次面就定亲了。结婚前杨蒙就发现男方有一些让她无法接受的缺点，例如不顾及她的感受。订婚后两人一起上街买鞋，前夫遇见了之前和自己谈过恋爱的女同学，随即撇下杨蒙和那个女同学聊了很久的天。“我说既然这样你就别来找我了，咱俩的事情就算了吧”，不过前夫一再发誓只愿意和杨蒙好好过日子，后者最终选择了原谅。
结婚后，这种“原谅”不断上演。婚礼后不到半年，前夫因为日常琐事第一次暴打杨蒙，还掐住了她的脖子。还有一次，杨蒙说，因为发现菜地里长了些杂草，前夫拿起一根被晒的硬邦邦的玉米一下下猛砸她的头部。那一次杨蒙被打昏了，晕倒在地。“他看我倒在地上也没有管我，而是跑出去打牌，后来还是一起玩牌的人说，别把人打死了，他才担心，回来把我扶进屋子里”。
杨蒙一共提出了5次离婚，但是每次前夫都跪倒在地各种哀求，并一再保证不会有下次。直到2015年，她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坚决去法院起诉，才终于把婚离了。
离婚后，前夫又开始哭求，抱着孩子在杨蒙的面前跪了三天。“他递给我一只鞋子，让我打他。他哭得很可怜，承认这个家就是被他打散的，老婆没了，家也没了”。杨蒙再次心软，跟着前夫回家继续一起生活。
此后前夫确实收敛了一段时间，不过两个月后，杨蒙却遭遇了最严重的一次家暴。因为怀疑他和其他女人搞暧昧，两人激烈争吵，随后前夫举起一个不锈钢水杯迎面猛砸过来，导致杨蒙颧骨骨折，眼部血管破裂，一个多星期都睁不开眼，视力急剧下降。
在戴晓磊身上有两个被人熟知的标签，一个是“《琅琊榜》武术导演刘杰之妻”，另一个则是“被家暴”。
03
几乎所有的被施暴者，在时过境迁之后再回忆起曾经的经历时，都曾感到悔意。当初，如果在当初，他第一次打我时，我能够强烈反抗，拒绝原谅，结果也许会不同。
这更像是一个极速下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家庭、社会和公安本来可以接住他们，不过种种救援机会却一再被错过。
戴晓磊的婚事曾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刘杰无论在受教育水平、家境和事业上都不如戴晓磊。她从小在加拿大长大，追求的是自由恋爱，所以执意要嫁给刘杰。潜意识里，她觉得丈夫打老婆这种事距离自己很遥远，“在加拿大，丈夫家暴是要去坐牢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她强调，“非常非常严重”。
然而真正遭遇家暴后，这个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女子还是习惯用传统的角度去对待自己的婚姻，“总是太轻易就原谅”。她甚至不敢和远在加拿大的父母说自己挨了打，“毕竟这段婚姻是自己选择的，和家人说自己的遭遇，相当于承认了自己当初的错误选择”。这让她感觉自己在作为一个弱者的底色上，更加独立无助。
程国芳终于在60多岁时把婚给离了。此前她遭遇了丈夫近30年的家暴，即使是下定了决心离婚，程国芳也不敢把自己搜集好的打官司证据放在家里，“怕他发现，那段时间我始终心惊胆战”。
之所以忍耐近30年，一方面是因为不想让孩子有一个不完整的家庭，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娘家人的因素。因为前夫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程国芳的婚事同样遭到了家人的激烈反对。“我的这个姻缘是完全缺少家庭支持的，如果家人站在我这边，第一次被打时我就可以抱着孩子回娘家，但是我不能”。程国芳说，母亲不同意她和前夫结婚，但是也不愿意她离婚。在她看来，家人传递过来的信息是，自己执意选择的婚姻，就应该自己去承担后果。
杨蒙在一次被打后，找来了自己的侄子，她本想娘家人能够教训丈夫一顿，给自己出口气。然而侄子来了之后却对前夫客气有加，“这让我前夫更加嚣张”。
这里面无疑存在一个悖论，当妻子面对家暴时，原本被寄托了希望的娘家人反而偏于软弱。他们的行为也不难理解，“我哥哥就说过，如果他来闹一次，得罪了我老公，等我们两口子和好了继续相亲相爱，他两头不是人”。杨蒙说。
而施暴者的用人单位在家暴案中也倍显无力。多位受访者表示，被打后曾找过丈夫的单位，希望“领导能出面管管员工”，不过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老国企年代了，领导还管家事，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名受访者说。
在这个过程中，执法者的救援也一次次地缺失。婚内因为被家暴，钱大姐报警了四五次，每次警察赶来，都是协调几句就撤警。“他们觉得这是两口子的家事，管不了，只能教育我前夫几句。等警察一走，他就变本加厉地打我”。
打官司期间，程国芳曾希望医院能够出具伤情鉴定证明，不过医院说要派出所盖章。随后这个请求被当地派出所拒绝，理由是没有这样的先例。
章小云也曾尝试过在挨打后报警。那是在2015年，也是她唯一一次报警，而警方却并没有出警。“我们那个小地方，打老婆这样的一些小事，没有真正出事儿的时候，警察也不会在意的，毕竟在农村，夫妻打打闹闹常有。”
“当初的婚姻也许是一次错误的选择，但是当错误已经发生时，你会发现很难有一种渠道获得救助。”钱大姐说。
程国芳终于在60多岁时把婚给离了。此前她遭遇了丈夫近30年的家暴，但到现在为止，前夫还不断骚扰她的生活。
04
所以，当去年3月《反家暴法》出台，虽然新法目前在多起案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但是戴晓磊们依旧期待，这是她们获得救援的最后途径。
“家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施暴者通过暴力的形式来控制对方。最终会选择反抗的受暴者只是冰山一角，就算选择了反抗和脱离家暴环境，平均也会经历7次反复。”李莹说。
她是章小云案的代理律师，并一直都在关注反家暴法。在李莹看来，《反家暴法》目前更多起到的是威慑的作用，新法不仅有从域外引进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向人民法院申请），还有作为本土化经验的告诫书（向公安机关申请）。“它是一个书面的，明确告诉你不能再家暴，如果再家暴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它是正儿八经的一个书面的东西，盖着公安机关的红章，而且是带有法律的这样一种威严。”
不过涉及到具体的落实，李莹说，她期待国家进一步制定和推行《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细则。“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立法，提高家庭暴力的犯罪成本。”
据她解释，新法应该更新家庭暴力的定义。除了身体暴力和经济控制，也应当把性暴力、精神暴力纳入家暴范畴。此外，保护令制度、法律援助等具体的规则，也需要更加细化。
她举了个例子。尽管人身安全保护令送达后，“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但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执法成本太高，警力不足，缺乏监督，另一方面也没有具体划分权责。
《反家暴法》出台后，李莹所在的机构绘制了一份“反家暴地图”，指出公安机关、居（村）委会、妇女联合会、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都可以作为求助机构。法律规定这些单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后，“应当给予处理、帮助”。
不过很难说这些努力是否会起到切实的作用，杨蒙说，《反家暴法》出台之后，她曾向一个民间的反家暴组织求助。后者的一位大姐打了很多电话，辗转联系到了杨蒙所在地当地的妇联，随后一个妇联的工作人员下到村里了解情况。“但是来的那个同志也只是了解了下情况，目的还是劝我好好过日子，然后就离开了。”在杨蒙看来，类似的到访其实并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张淼（化名）也承认，在一些农村地区，对于《反家暴法》的落实确实还远远不够，“很多地方的妇联和当地政府，都没有反家暴方面的培训”。
她是一个同性恋者，曾经遭遇前女友的冷暴力。“同时，对于同性情侣和离婚之后男女之间的家暴行为，目前社会上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张淼说，如果一个女同被同性伴侣家暴，她报警，警察来了之后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更低，“他们甚至会歧视我们这样的群体，或者认为只是女生之间的打打闹闹”。
对此，李莹认为，应该把前配偶、前亲密关系者实施的延续性伤害，也纳入《反家庭暴力法》的细则当中。
张淼说，自己曾研究过台湾地区的反家暴组织，当一个男人殴打妻子后，会被强制要求去当地的一些机构参加反家暴课程，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真的做错了之后，才可以重新回归家庭。“目前在大陆，这样的机制并不是特别完善。”张淼说。
“《反家暴法》实施以后，恶性的家暴事件，就光媒体报道依旧还有数十起。法制的完善，很多的时候是拿鲜血和生命促成的。有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一定必须得这样呢，我们能不能够防患于未然，或者是能够让这种牺牲更少一些？”李莹说。
不过一切都还没有那么糟。离开前任后，张淼加入了一个维护妇女权益的公益组织，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被家暴的妇女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程国芳在离婚后和很多相关的公益组织取得联系，时常去参加讲座和培训课。从去年开始，她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很多朋友和亲属告诫我尽量少出头露面，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家暴，并有所反抗，那么我就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而杨蒙也果断离开前夫，走出农村老家。目前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生活，靠自己打工维持孩子的学费。最新的消息是，她将大儿子送到剧组去当群演，晚上母子三人则一起在租来的房子里相依为伴。虽然新的城市和生活给她带来了一些困扰，这也许是另一种恐惧，但也带来了自由。
文/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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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两个家庭叛逃者
按照约定，孝林和阿升惴惴不安地赴了约，以为父母会顾及到血脉亲情，也许能坐下来好好谈谈，没想到，家人却打了一张“感情牌”。
那天街头碰面的状况十分混乱。
三个壮汉冲上来，气势汹汹地要将孝林带走，孝林当然不依。两个人势单力薄，徒劳地反抗。一个被摁在地上不得动弹，另一个被两个成年男人痛殴。路人看到，报了警。
“真是不要脸透了。”后来，阿升这样评价。
一行五人进了警察局，三个大男人殷勤地向警察递烟，两个孩子挂了彩，愣愣地站在一旁。阿升伤情重一点：眼镜被打碎了，鞋被踢飞了，脚上全是血，走路一跛一跛的；孝林伤势轻点，毕竟还是自家人。
背后原委太过曲折，孩子们说的话表达的意愿没人听，警察只当家务事来处理。他们断定孝林——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跑出来是被人骗了，才稀里糊涂吃了药。可能警察也不想多管这档闲事，该放的放，该回家的回家。警察对孝林说：“你要听你父母的。”
而那三个壮汉分别是孝林的父亲、孝林的叔叔和一位孝林不知该如何称呼的亲戚。
当时，大人们已经拟好了下一招，他们暗示孝林“已经联系好了精神病院”并恐吓道：“你要么就跟我们回家，不要再吃药，要么我们就叫精神病院的人来抓你走，我们现在打电话，车子一会儿就会来。”
孝林径直被遣送回家，确切地说，是先被押送到姨奶奶家——他们家族在城里的聚点。父亲家族的主要成员悉数就位，“批判大会”当晚召开。离婚后又嫁为人妇的孝林母亲也到场了，她是当夜会议上表现力最强的那一个。
“别人没有砸我的东西，就是我妈，她砸我的手机、砸我的眼镜，别人在旁边看着。”
母亲的凶态激怒了孝林，气急之下，她上手去抓母亲的头发。旁边不动手的亲友们开始帮腔，“你怎么打你妈！她是你妈————啊！”孝林模仿的这句话的口吻，将“妈”这个字拖得很长，仿佛又认真自我谴责了一番。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特别智障。”
和亲戚们争执了半天，孝林最后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其中有一部手机。
那天晚上，叔叔偷偷跟孝林说，“孝林啊，其实我也是被逼无奈，希望你不要怪我，因为我也要面子，你让我们在亲戚面前都抬不起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是被逼的。唉，你阿姨整天都在哭，就希望我赶快去把你找回来，让你不要再吃这个药。所以你不要再走了，你就好好留着。你要是担心你爸爸来欺负你的话，你就先住到我们那边去。”
孝林嘴上答应下来，可当晚和父亲回了家。
叙述人孝林的剪影
02
第二天，父亲外出，锁了门，仅留奶奶看守。奶奶对发生了什么似乎并不知情，孝林向奶奶要了钥匙，又通过电脑上网，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
“你可不可以出来，载我一程啊？”她手头仅有一部手机，里面一个电话号码也没有存。
“朋友”来了，在门外。他似乎有点疑惑，猜孝林肯定又闯了什么祸，孝林否认了。这个“朋友”是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他说：“我最近欠了好多钱，你要不借我点钱吧。”
电瓶车在前往汽车站的路上开得飞快，孝林坐在后座上。“开快点，开快点，”她一声一声地催促。
母亲也曾开车载着她在这小镇的路上飞驰。
父母分开之后，孝林跟父亲住。小时候，有一次她拉肚子，拉到脱水。她跟父亲说了一整天，说要去看病，父亲不带她去，让她吃松花粉，让她多喝水，结果还是没有用。母亲从大老远开车过来，将她接到大老远的医院。父亲所在小镇的医院是大医院，但母亲不愿意去，特地去了她居住小镇医院。
“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妈她好久没见我了，她希望我在她那边过夜，然后她就把我开到她那边的医院。但当时情形特别紧急，我已经脱水了，快要昏倒了，快要休克了。”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医院，在挂水的时候，孝林身体发麻，意识一点点流失，面前的世界已是模糊一片。清醒之后，她大闹着，“我不要在你这边过夜，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
孝林坐在电瓶车后座，用手机上网买了张去水城的票。到了汽车站后，将事先约定好的两百块钱给了“朋友”，然后她在男厕所躲了起来，将门拴紧，一直等到快检票。
长途汽车载着她，载向更加未知的未来。目的地是水城，那里有许多许多跟她们一样的朋友们，而已在那边等待孝林的阿升，此时焦急得快失控了……
孝林记得小时候，自己非常讨厌坐长途汽车。整个小学期间，父母都在闹离婚。08年分居，父亲不死心想要挽回，三天两头带着她坐长途汽车往母亲那边跑。
“长途其实很闷的，很无聊，不像高铁什么的，你坐4个小时也很舒服。会晕车、想吐。”
父亲拉着她去找母亲闹，还在她面前打起来，她像是个被拿来使用的筹码。父亲找了家宾馆，住下来，第二天又像哈巴狗一样跟在母亲后面念：“你快点回去继续过日子。”
“不要，不要，”孝林回忆起母亲的回答。离婚闹了好多年，真正收到法院的离婚传单，孝林已经读初中了。
父亲一直认为孝林成绩差是因为她母亲，母亲没有尽到照顾她的责任就跑掉。孝林觉得不是，“是因为我妈老是打我导致的。”
孝林母亲是个非常好强的人，离开他们之后，经济条件反而逐渐好了起来。孝林认为，母亲坚持离婚的原因在于，孝林是个“智障”，是个“傻逼”，“这孩子太傻了，没有前途的。”
“我妈说我爸在外面找女人，我至今都没有看见那个女人，我妈倒确实是在外面找了个男人。”
母亲后来当了厂长，和带着一个男孩的叔叔组成了新的家庭。他们有一所很大的房子。
叙述人孝林的剪影
03
孝林从父亲家逃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身份证。
去年年末，她们电话联系了孝林家人。她们撒了谎，说要回去过年，但苦于没有身份证，无法坐火车（其实，即便没有身份证也可以在火车站办理临时身份证）。家人果然将身份证寄出，在阿升的安排下，身份证被快递到多个中间地址，最终才送到她们手上。可孝林最后并没有回家过年。
通过几次网络联系后，阿升同意接受这次采访。
我们前期通过一款非常小众的app联系，出于安全考虑，这是阿升唯一接受的联系方式。在此之前她问过我用什么系统的手机。
阿升曾匿名在网络上写过一篇文章，分析国内的一款著名新闻资讯类APP，这款软件在后台有很多不必要的小动作，收集用户的信息。
阿升只用虚拟号码，打车一个号码，点外卖一个号码，办银行卡一个号码；她有好几个手机，其中一款是国产山寨安卓机，优点是可以更改手机串号；她刷进的安卓CM系统，控制APP的使用权限；她将开机密码修改成4乘4的矩阵，图案异常复杂。她的使用习惯是，安卓手机装Google Play上下载的国外APP，国产软件全部装在苹果手机上，关闭一切能关的权限和后台应用刷新。
孝林逃跑的时候，身上唯一的那款手机是阿升给的，据说，用的是电脑的处理器，处理速度很快，缺点是耗电量极大。孝林机灵，在车站临时买了充电宝才避免了路上失联。
为了安全，阿升搭建了一个很复杂的VPN，四层结构，购买国外的服务器，让人无法追踪到她的真实IP地址。在不同的在线账户中，也会用不同的名字，密码是随机生成的字符数字的组合。
她负责安排她和孝林的一切，谨小慎微、不留一丝缝隙，带着一股执拗。
阿升是一名程序员。采访前，她先给我科普了一通信息安全知识，教我苹果手机的隐藏功能——如何查看周围的基站信息。有时候，她也会单纯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这时的她才像个典型的技术宅，冒点儿孩子气。
阿升设计了很多安全方案来防止她们被找到。
这两天，她准备在租的房子门口安装一个监控，控制板上的程序已经写好了，配备有摄像头，无线网模块。
为了防止家里被断电，她甚至考虑要加装一套CDMA和电池模块。这念头因为孝林的强烈抗议而没有执行。
阿升曾用过查找手机的功能定位孝林，孝林认为这侵犯了她的隐私。“然而她根本不重视手机里无数个真正在收集她隐私的国产软件。”阿升辩解道。
她们十分小心，避免居住信息遭到一丁点泄露。上一次轻信的结果让她们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
两姐妹每日需要服用的药品
04
所有人都是大数据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可阿升不想顺从地做这样的一滴水。她试图在汪洋大海之中将自己隐藏起来，这对于其他的水来说毫无意义，但这滴水的确和别的水不一样。
阿升和孝林是人群之中极少数的那一拨人，她们是跨性别者，生理性别为男性，心理上却认同自己为女性（缩写简称为MTF）。她们两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开始私自服用激素类药物，进行激素替代治疗。
激素替代治疗（缩写简称为HRT，圈里采用这种疗法的人彼此称为药娘）让她们一点一点地改变了自己的外在性别特征，使之符合自己的心理认知。
“他们”变成了“她们”。
我坐在阿升和孝林的对面，看起来她们就是两个年轻的女孩，谈不上美丽，看上去很普通，在人群中并不显眼，也没有刻意的女性化。
但是，即使在一种不精致的生活状态下，没有化妆，穿着运动衣，也依然能感觉到她们自然而然散发出的女性气质。
激素令她们的面部线条变得柔和，脂肪重新分布堆积在胳臂和臀部，皮肤变得细腻，凑近一点可以看到嘴唇上些许半透明的汗毛，胸部微微隆起，和一般女性无异，情绪稳定平和。或许在外人们的眼中，她们只是一对并不怎么会打扮的姐妹。
孝林很小的时候就想做女孩子了，从懂事以来就是如此。
2009年左右，她读小学，在网上搜索到了一个贴吧，是关于“变性”的。这个贴吧禁止新人发言。那时，她还小，她点进去看，想融入这个群体，想跟她们聊天，但当时的她只能在电脑屏幕后面默默看帖。
贴吧内有相同需求的人已经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用药。
当年，自行采用激素替代治疗的圈子尚处在萌芽状态。大家拿自己做实验，尝试各种各样奇怪的药物，靠感觉摸索剂量，记录不良反应。到了2013年左右，孝林读到初中，这类网络社群渐渐成熟起来，借助更多境外的经验和资料，大家开始吃比较“正经”的药。但当时，她依然不敢参与进去。
阿升与孝林不同，小时候的她并不像女孩，整天玩电脑、打游戏、编程，与一般的男孩子没什么不同。
2011年，阿升读初二，才正式地确定自己有变成女孩的想法。
她从小就有一套自己的行事逻辑，很独立，青春期的到来迫使她开始认真思考“性别”这件事。但当时，她从网络获取的信息极少且偏颇。
她听说，豆浆里面有雌激素，于是大量饮用豆浆，当水喝。但没有任何效果；后来，她买了一瓶大豆异黄酮胶囊。这次似乎有点用，但效果并不明显。苦于男性性征日渐显露，她甚至做了一些很极端的事情，比如用绳子把下面扎紧。
“我巴不得那个该死的地方因为供血不足而坏掉。但实在是太疼了。”
阿升和孝林都认为，勃起的感觉令她们受不了。她们无法控制自己内心对于身体上男性性征与男性性欲的厌恶。
“比如坐在公交车上，包包放在大腿上，车一颠一颠地，它就会自己硬起来，这种感觉好讨厌。”
阿升说，“想要啪啪啪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恶心，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拿着菜刀跑到厕所。”但是最终，她还是没敢动手，因为害怕动脉大出血。
阿升对男性性欲望十分厌恶，并且有自残的举动。初二，阿升很天真的跟家人说出自己想要成为女孩的想法。但家人以为她在闹着玩，并没有当真。大概在15年11月到12月的时候，阿升第一次想办法弄到了真正的激素药。
服用三个月之后，阿升去医院检查了激素水平，检查结果表明药是真的，她体内的雄性激素水平下降了。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她们每天服用两种药。
“这个过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把体内的雄性激素给干掉，另外一部分是补充雌激素。”
“一个让你萎掉，一个让你胸大，”孝林补充说。
处方药，一盒需要三四百块钱，每片是50毫克或100毫克。卖家声称是土耳其进口。
“这个效果最好，但是它也非常贵，对于那种没有自己独立收入来源的，想买它实际上非常的困难。”
快到吃饭时间，阿升的闹钟响了，提醒她该吃药了。
“因为是激素类药物，人体的激素水平是比较稳定的，如果不按时吃的话可能容易把肝和肾弄坏掉。”顿了一会儿，阿升补充道：“我说的这些话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只是根据他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非常不严谨。”
2017年，阿升十九岁，孝林十七岁。
05
阿升决定不向母亲屈服，她认为，如果选择回家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吃药，但她不能没有药，那还不如让她死。
“我对我妈还是比较了解的，如果我有一分狡猾，那她的狡猾就是五分。”
“如果接着让我像个男人一样地活下去，我会疯掉。”
家里有一个抽屉，平时很少有人会打开，里面全是些乱七八糟的电线、零件、电路板之类的东西。抽屉里有阿升的秘密“金库”——阿升将激素药物，像宝贝一样囤积在一起。
家人临时去抽屉里面找东西，然后发现了药。一个学生怎么会服用更年期妇女服用的药物？
“你为什么要做人妖？”母亲与她大吵两天，两个固执的人谁也无法说服谁。一气之下，母亲将她赶出了家门。当时她刚满十八岁，背包行李被扔到门外，出门前她顺手拿了一些重要的东西：笔记本，充电宝，手机，身份证。
阿升的母亲是一位公司的领导，她曾经希望阿升长大能当个外交官，小时候整天跟她说：“你以后要出人头地。”
“母亲对我的教育，物质上没得说，精神上零关心。”
小学的时候，阿升的父母离了婚，后来分别再婚。“小时候，我觉得这件事很悲伤，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的233。（233，网络用语，大笑的意思）。我觉得这些大人好愚蠢，反正离婚了，是他们丢脸也不是我丢脸。”
“我非常讨厌那种传统的婚恋观和夫妻关系，男的上班，女的带孩子，以及最终的目的不是过得开心，而是传宗接代。”
在阿升心中，父亲是一个荒淫无度的人。一开始，母亲同事偷偷告诉母亲，“看见你家老公跟陌生女人逛街。”
“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给我造成的恶劣印象，让我比较反感性。”
“你开心，但你不能违反道德的底线。你跟这个谈着呢，背后再找一个，这不是很不道德吗？”阿升说。
九十年代，整个N城的电脑公司掰着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阿升父亲计算机专业毕业，手下经营着电脑公司，业务开展得十分顺利，赚得盆满钵溢。
“摩托罗拉的大哥大，BP机，当时一万多，我家都能买得起。”
阿升生下来，手头的玩具就是电脑。1999年，她家的电脑内存还只有1MB，一个屁股硕大的显像管显示器跟主机捆绑在一起，连Windows 98都运行不了。阿升在上面玩，写简单的程序。而等到她上幼儿园，家里的新电脑都能装Windows XP了。
小时候，父亲修电脑，她在一旁看，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后来的知识都是她自己通过网络学习得来。“当时国内还能用谷歌，搜出来的东西质量很高。”阿升从小上双语幼儿园，英语成绩一直很好，维基百科还能用时，她经常跑到维基上去看各种“好玩的东西”。
“从2010年起，我开始用Linux，我觉得Windows实在令我忍无可忍了，糟糕的软件生态，糟糕的用户体验。”
阿升几乎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是网络给予的，这些知识既不来自父母也不来自校园。
“后来到了初中，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每天要学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逃课，开始不写作业。”
06
在国内，北医六院可以为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开具“易性症”鉴定证明，凭证明才可以到正规医院做激素替代治疗（HRT）或者性别转换手术（SRS）。
阿升对“易性症”这个落后的称呼强烈反对，直接丢出一条维基百科，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最新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V）中，“性别焦虑”（GD，Gender Dysphoria）取代了被认为有负面涵义的“性别认同障碍”（GID，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她认为自己掌握的是先进和正确的知识，父母的认识体系太过陈旧。
随着电商兴起，很多城市的电脑城都逐渐没落。离婚后的父亲和小三重组了家庭，公司渐渐难以支撑，后来开始变卖家产。父亲有钱的日子过惯了，花钱仍是大手大脚。
“他现在已经沦落为一个装宽带的了。50多岁了，估计脑子也动不过来了。”
父亲在整件事的过程中的反应一直是“不问不理不管”。母亲新找的叔叔也是装作不知道的态度。
被赶出家门后，阿升在肯德基住了一个星期，然后联系到一个朋友。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办公地点是地下仓库，负责为公司搭建网站、维护系统，事情很杂且多。付出与获得并不对等，但没有办法，她没有文凭。
事情暴露之前，阿升原本的人生规划是出国念书。初中毕业后，阿升的应试成绩很糟，读了N市的一所职高，计算机专业。这所职高并不重视应试教育文化课，特别之处是它有国际部。在普通班的阿升因为专科能力突出而被校长选中，校长将她转到国际部就读。
校长很看好她的天赋，希望她能出国深造，去英国华威或者爱丁堡，学校都看好了。
当然，她的英语成绩一直很不错，雅思7分。
07
小时候，孝林的成绩就不好。当时她所在的乡村幼儿园要学习算术和拼音。“那时候，我特别笨。”等到小学，再接触到算术和拼音，“就像加buff（游戏用语，增强自身能力的魔法）一样”，孝林变得比大家厉害多了。
孝林的母亲很严厉，成绩稍差一点就动手打。这种教育方法适得其反，孝林在小学一年级后期开始产生厌学心理，天天在学校的操场上“浪”。父母觉得她有多动症，带她四处寻医问药，后来还发展成烧香拜佛。吃了很多药，最后也没什么变化。
在医院的时候，医生给她做了智商测验，结果是148。
孝林整个的学生时代十分黑暗，一边是讨厌的学校，同学认为她不合群，也不爱学习，联合起来排斥她；另一边，则是不断闹离婚的父母。
父亲以前是工厂里的技术维修工人，母亲是纺织厂工人。工厂倒闭之后，父亲开始走下坡路。一开始，父亲去做协警，“实际上就在那些厂里面守着，跟一个门卫一样只是没有门卫室可以待。”大冬天出门，在室外吹一晚冷风。“就是苦力，其实没什么事。”
后来，父亲辞职加入了一个保健品的直销团队——卖松花粉。雇员们经常互相吹捧：“这个工资很高，这个能赚很多钱，直销是一个很好的行业。”
但父亲更穷了，一开始加入，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块，到现在也才3000元。孝林记得，家里要交网费，父亲连100元也拿不出来，要向孝林开口，借她过年的压岁钱。说是借，当然最后也没有还。
“小学的时候，我们整个班都有点娘娘腔，反正没有人说我娘，因为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我并不是特别娘。”
“他们可能是小时候很懵懂，觉得这样很好玩，但我是真的想做女孩子。他们纯粹只是觉得好玩，现在他们也还是男的。”
“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倾向，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不是常识么？”孝林说。
到了初中，孝林和大家的区别变得更加明显了，她内心要想做女孩子的愿望更加坚定了。在变声期，男孩子的声音开始变得难听。孝林不喜欢自己的声音变成男孩子的声音，她努力模仿女孩子的声音说话，这样模仿着，内心也变得娘娘腔起来，动作和身体也逐渐偏向女性化。看起来“很柔弱，很好欺负”。
很多MTF跨性者都有类似的经历，在网络上有一套专门的教学方法，教授大家如何练习“伪声”。
这时，班级上的“中立势力”开始嘲笑她是“娘炮”，“邪恶势力”直接上手欺凌她。他们有一次拿绳子捆住她的手，拽着她在操场上到处跑。一天，孝林生气到极点，她说，“我要拿一把菜刀冲到学校，把你们都杀光。”
老师怕事情闹大，开始介入，将坏学生批评教育一番，“然后他们就不干了。”欺凌才算是得到了平息。
这时候，学校一位校长新上任。新校长很认真，一上任就重新分班，将所有的“坏学生”都集中到一个班，由他代课。孝林也被分到这个班，刚刚停歇的欺凌，换了一波人反而比从前更加严重了。因为九年义务教育，坏学生再坏也不能开除。
当时，她的成绩特别糟，老师天天让她去办公室补作业。因为小学写字少，成绩不过关。对别人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她来说都很困难。每天白天赶到学校，然后继续拼命补作业。
“那时候，晚上不敢睡觉，因为我眼睛一闭一睁就要开始忍受煎熬，我怕睡觉，一直到现在。”
直到上了职高，孝林也没有过得开心一点。她认为自己是女孩子，与女孩子一起玩，遭到男生的妒忌。后来女孩为了避嫌也渐渐跟她来往少了。
入学前，她希望转到计算机专业，家人请校长吃了一餐饭，最后，校长将她转到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她的期许落了空。
上课的时候，电脑坏了，孝林举手，自告奋勇要帮忙。老师拒绝了，说还是请专业的计算机老师来处理吧。
职高上了半年，孝林退了学，她跟家里人说想要去学编程。
08
阿升被孝林称作是“掀开被子的那个人”。
退学后，孝林辗转遇到了阿升，从阿升那里，孝林拿到了人生的第一颗药。这时，孝林与家里还有联系，她好久都没有回家，有一次回家，她问阿升要不要一起回去。回家的几天，她们还算玩得开心。
夜里打算离开家之前，孝林母亲过来找她，冲过去夺她的书包。母亲说：“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孝林感觉母亲夺走书包的动作非常用力，不正常，不像是单纯地想看书包里有什么。她没有让母亲夺到书包。然后，母亲摊牌，让孝林回家跟她好好谈谈。
母亲问：“你是不是吃药？”
“反正被出柜了呗，然后我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了。”
那天白天，孝林肠胃不好，去医院看病。医生看完病然后给孝林母亲打了电话，说，“你这个孩子很不正常啊……”母亲和一个亲戚赶紧去网上搜索了一些信息，对她们来说，“吃药变性”过于耸人听闻，家里立马炸开了锅。
家人串通一气，告诉了一堆亲戚，一堆亲戚围着孝林坐着。孝林并不憎恨父母的责骂，她恨的是，为什么一直要到最后才来找她谈话。
谈完话，孝林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这时，按照孝林的话说，知道事情败露的阿升“被害妄想症爆炸了，非常爆炸”。阿升说，“我们必须要跑，我们必须要跑，必须要跑，你父母肯定会搞死我的。”
孝林说：“被她逼迫着，我们就跑了。然后我的父母就很急。”
着急中的父母慌不择路，甚至报了警。亲戚们迫于面子压力全体出动，即便是那种不去请就不一起吃年夜饭的亲戚。
===
阿升的舅妈是亲戚中唯一支持她的人，舅妈尝试缓和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帮她找地方住——舅妈支持她，但舅舅不支持，因此阿升无法住在她家。
后来阿升才知道，舅妈因为站在“理解阿升”的立场上，遭受了来自家族的很大压力，连过年吃饭都不带她，就因为她支持阿升。
“小时候，我妈就喜欢打我，反正，我从能打得过他们的时候，就会开始反抗。”
被赶出家门之后，阿升一直在微信上与舅妈保持着联系。去年年前，在舅妈的撮合下，阿升母亲来到水城看望阿升和孝林。阿升与母亲约在水城著名的购物商场，没有让母亲知道自己居住的地址。
“我的确是个很stubborn的人，很固执，”阿升觉得孝林对她的有些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她认为自己性格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母亲。
“这件事闹得那么大，大家心里都知道。我妈她肯定不喜欢。所以这点我可能遗传我妈，我妈就是那种喜欢把事情搞大的人。”
据阿升说，母亲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在微信上道歉之类的。母亲说，等她们现在租的房子到期了，就出一些钱帮她们租个更好的。现在，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阿升仍在观察。
09
水城的冬天很冷，商场里有一棵装点俗气的圣诞树。阿升的母亲为她和孝林买了新衣服，阿迪和耐克的运动衫，款式男女不分。阿升说：“我妈她一直觉得这牌子的衣服好，小时候就给我买。”母亲还细心地带给她们一份礼物——英国进口的面膜。
来水城之后，通过朋友介绍，阿升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工作日很忙，天天加班到深夜，但挣得也多。见到母亲后，阿升把自己的支付宝记录给母亲看，母亲看到两倍于自己的工资，似乎很惊讶。
阿升认为，母亲现在部分接受自己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混得还不错，甚至比那些亲戚、邻里街坊、别人家里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孩子还好。
阿升想证明自己现在过得很好，她炫耀性的说，体重又重了。“孝林跟着我吃好、喝好、玩好，没有受到亏待。”
她想以后和孝林一起出国做手术，所以拼命努力工作挣钱。国内手术需要很多证明材料，需要家人在背后支持。她想以后移居国外，寻找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她有很多事情要规划，要教孝林编程、要教孝林学英语……
孝林常常以阿升妹妹的身份出入阿升公司，一起参加公司的团建，照片出现在照片墙上。孝林偶尔会头疼，饭后身体不适。她去很多医院看过病，每个医生开的药方都不同，但都没什么用。她告诉医生自己在吃药的事情，但她觉得很多医生也不是很懂。
孝林才16岁，无法工作，也没有能力养活自己。阿升认为她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学习。孝林的英语水平只够刚刚认识26个字母。她的未来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后记
写稿的时候，孝林推荐了一篇网文，一部动画电影给我。
网文的内容是“蓝鲸游戏”，年轻而绝望的少年只有在网络死亡游戏中才能得到一点点他人的肯定；动画电影是《你的名字》，也是阿升和孝林近半年看过的唯一一部电影，电影中的主角跨越性别交换了身体。孝林揉着自己的胸，发现自己有了胸部，“这种异样惊奇的感觉和电影中表现出来的一模一样”。
其中有一个情节：交换身体后，主角的奶奶一直能够分辨孙女身体里的灵魂是不是自己的孙女，父亲仔细看才能发现孩子的身体里不是孩子而是别人——只有从小养育，日夜相处的家人才知道孩子的灵魂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他的内心是一个女孩还是男孩？一开始难道父母从未发觉么？如果父母强行要将孩子的心理扭转让心理顺从身体，那么就等同将身体内的灵魂替换掉。都说父母之爱是无私的无条件的，到底是仅仅只爱一具流淌着自己血液的身体？还是爱一个亲自看着长大成人的灵魂？”
孝林是B站上的一个小小的UP主，也活跃在其他新兴社交网站上。圈子里有很多跟她类似的朋友，大家彼此鼓气。有伙伴说：“对于药娘来讲，致命的不是‘激素副作用’，而是‘没有内分泌医生指导滥用激素’以及更可怕的‘因家人、社会压力所导致的抑郁症甚至自残自杀’。”
有人在网上提问：“各位同性恋者、易性癖者，难道你们从来就没有怪过父母把你生来如此吗？”
孝林回答：“能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吧，起码能去努力，能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文中针对MTF跨性别者的第三人称代词全部使用“她”。受访人物皆为化名）
文/卢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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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差距惊心的家暴抵抗
除夕，万家团圆的日子，分娩不久的苏女士逃出家门……
无处可去，她只得报警，称杀夫自首，希望以谎报被拘留，在“失去”自由中得到暂时的安全，并让警察通过审讯，听到并记录她遭受家暴的实情。
她不是一个“弱女子”。在之前的打工生涯中，一有空她就会参加公益活动。她善于防范，婚前就约法三章；她懂得求助，只是警察有时不出警、有时出警也三言两语打马虎眼儿，任凭她这个孕妇被拖回暴力环境。
妇联介绍的法律援助律师是个男的，不理解家暴也不调查取证。家暴不仅使她自己伤病缠身，连妈妈也被自己的丈夫打至骨折。使用法律手段是她唯一能想到的求生方式，她只有不断报警求助、反复请求警察出具告诫书，以及一再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苏女士请求警察出具告诫书，是依据反家暴法的规定，以便警察及时遏制家暴，并预防进一步的家暴。
她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是反家暴法设立的新制度，让已经或面临遭受家暴现实危险的人可以请求基层人民法院核发一份裁决，禁止被申请人的暴力和侵害行为。
申请人可以是受害人本人，也可以是其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律师、妇联、村委会居委会等机构。接受申请的法院可以在户籍地、居住地或家暴发生地。
苏女士请求法院核准的具体事项包括：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羞辱、跟踪骚扰、禁闭和精神折磨申请人本人及申请人的亲友；停止盗用申请人手机、qq和微信、用申请人身份证借贷和办事；禁止遗弃虐待双方的新生儿，把新生儿当玩具或威胁申请人的武器；禁止抢占和处置申请人亲友的财产......
经过不懈努力，法院核准了她的申请，并和她一起将保护令送达。
遭遇家暴求助流程图
02
苏女士的处境，是反家暴法实施一年来情况的缩影吗？
是的，现状是：成就显著，差距惊心。
保护令是反家暴法的一个突出亮点，也是保护当事人的有效工具。毕竟，像苏女士丈夫违反保护令的例子很少，而且都受到了处罚，乃至被拘留。
但问题是，保护令的核发比例还较低，很多地方的法官宁愿花力气调解，也不愿意核发保护令。如上海，仅占三分。
申请保护令的人也不太多，因为不知道，因为缺乏信心，也因为害怕和畏难。尽管前人大法工委负责人强调立法本意是“反家暴无禁区，对家暴零容忍，反家暴不问动机”，不能强调动机是好的、是出于好意就实施家暴。但很多地方却有很多禁区、对家暴容忍度高而对受暴者质疑很多，多方给施暴人找借口给服务机构和公权力不作为找理由。
国务院多机构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卫计委分别先后发文，从反家暴法实施前夕开始，就农村留守儿童、幼儿园工作、保护令核发、法院民商事审判等方面，重申反家暴法有关原则，并进一步有所规定了要求和措施。各地纷纷出台有关配套措施。
据全国妇联统计，截至到2016年11月中旬，全国已经有17个省区市出台了110份贯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的配套政策政策。一些地方还开展试点，进行能力提升。
全国各省妇联发布反家暴信息数量分布图
0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反家暴法第三条的这个宣示，远没有成为共识。而其中最重要的掣肘因素，就是国家有关具体政策未能体现性别平等和反家暴视角、国家机构和其工作人员未能充分履行其反家暴的责任。
施暴行为矫治工作未见进行。反家暴法规定预防为主，教育、矫治与惩处相结合原则。但矫治的制度安排缺失。矫治是让家暴行为人减少和停止侵害的有效措施，也是对家暴受害人、家庭功能的有效保护。但反家暴法中，没有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判令行为人接收认知和行为矫治，而仅让群团和村居委会进行法治教育和心理辅导。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矫治这一环，形同虚设。
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缺乏辨识，不能保护当事人隐私，甚至泄露当事人信息的事情有所发生。华北某县一位妇女2016年春夏以来多次求助，并报警，并请求警察对施暴人签发告诫书，屡遭拒绝后，终于出具了告诫书，但在施暴人拒绝接受的情况下，警察当面说：“你看他不签字！”这位妇女继而向法院申请保护令，法官不仅没有核发保护令，还把妇女提供的证据给施暴人看，致使这位妇女几天不敢回家。之后，妇联主席劝说这位妇女好好相夫教子，以微笑和阳光对待丈夫，不要被网上（关于告诫书和保护令等的信息）洗脑，那些是婚姻走到头的人的做法；我会做你丈夫的工作，有事你找我。在妇联主席的劝说和保证下，这位妇女回到家中，但直到2017年春节后，暴力仍时有发生，这位妇女不可能每次发生暴力都去找妇联主席。恐惧和焦虑使得这位妇女十分担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一直不能安睡，长期失眠。
对遭受家暴的残疾人和重病患者，未见相关部门出台特殊保护措施。目前仅见对未成年人的一些特殊保护措施，以及为遭遇家暴的老年人核发保护令。而一些幼子被家暴方藏匿，剥夺孩子和母亲之间见面和养育权利、并对试图探视的母亲施加暴力的情况，未见公安出具告诫书或法院核发保护令，而多有驳回申请的报告。
社会有巨大的负责的热情，但缺乏支持性的环境。社会组织和广大公益机构、热心人士非常欢迎反家暴法关于“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的规定。现实中存在的挑战是公益机构数量不足、其人力资源不足，相当一些从事反家暴公益机构至今尚未成功注册或认定其机构的慈善公益性质，一些机构在国内无法筹资，《境外NGO境内活动管理法》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管理上的种种状况，又增加了相当多的公益机构难以申请或资金难以及时到位使用。更有甚者，一些反家暴的宣传、培训活动，本是和警方目标一致和合作，结果却变成猫捉老鼠的关系，耗费了宝贵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也影响了公益机构和热心人士反家暴的工作成效。
由于家庭内的权力结构和性别关系不平等，很多家庭无法履行反家暴的责任，在这方面功能失调。目前尚未见到有具体措施，通过反家暴法促进平等尊重的家庭关系，增强家庭非暴力解决问题的功能。屡见不鲜的反而是负有反家暴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不平等的性别观和家庭观来强化或持续形成家暴的家庭环境。这需要国家通过完善政策、加强措施，来修复家庭反家暴的功能，实现平等尊重和睦的家庭关系。
全国性主要新闻媒体/网站、反家暴相关责任单位官方网站、相关公益机构网站及微博，必应和谷歌搜索引擎。从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共发布反家暴信息2732条。3月1日《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后，出现了两个数据峰值，第一个是3月份，被发布的反家暴信息有615条；第二个峰值是11月，有383条。3月份是《反家暴法》实施的第一个月，新闻媒体和相关部门都进行了大力宣传，而11月因为11月25日“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和其后的反暴力十六天行动，反家暴的新闻和信息较多。
04
家庭暴力是一种性别暴力，它不是私事，而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公害。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大约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妇女一生中都遭遇过家暴侵害。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010年仅在24-60岁已婚妇女中，24.7%的面临过配偶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妇联系统每年受理4-5万件家暴投诉。家暴会造成生命危害，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公布，近10%的故意杀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为平妇女权益机构通过媒体报道发现，2016年3月1日反家暴法生效后到9月30日的214天中，至少发生家暴致死女性案例为253例，平均每天1.18起，被家暴致死的女性和女童超过270人，其中还有被殃及的邻居、路人。
为进一步有效实施反家暴法，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和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同语、广州新媒体女性等多家公益组织共同开展了反家暴法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依据现实，我们建议：
全国人大通过调研或执法检查，肯定成绩，发现差距，完善措施，承担起国家对反家暴负有的首要责任。尤其是督促教育和新闻传媒在家暴预防和遏制中发挥作用，公安机构在出警、出具告诫书、立案等方面充分履职，法院在涉家暴案件的审理中的证据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教育部、卫计委、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机构出台文件，全面具体的阐释和规定本部门及其管辖的机构的相关职责和措施。
国务院出台文件，明确妇儿工委在反家暴多机构合作中的牵头作用，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制度和规程，并和综治委、妇女儿童维权联席会议等机制协调联动。
汇总和公布反家暴工作年度经费来源和支出状况，并对反家暴公共开支的效益进行调研，以便科学进行供给侧改革，有效进行需求和资源的对接，监测评估反家暴方面的公共开支和社会投入的效益。
开展对施暴人的矫治。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出台文件，规定对家暴行为人可以判令其接受教育和矫治，类似违反交规后要参加学习班。接受教育和矫治如产生费用，由施暴人自费承担。施暴人经济确有困难的，可以由政府反家暴经费买单。
民政部、公安部、工会等机构出台措施，对遭遇家暴的残疾人和重病患者进行扶助。公安和法院对于抢夺幼儿、阻隔幼儿和一方父母亲情交流的行为，要加大执法司法力度。在牵涉子女监护权的判决中，不能将监护权判给抢夺孩子的一方，造成对施暴的姑息。
开展全员培训，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有关负责人进行能力提升，增强对家暴认识，以及识别和处置技能。杜绝否定、拒绝求助人现象，惩处泄露信息给施暴人的行为。
发育和壮大社会组织，发挥其反家暴独特作用。包括吸纳和鼓励公益人士参与有关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开展反家暴宣传教育、提供相关专业的反家暴能力培训、开展受暴妇女儿童的支持和服务，进行施暴者矫治。现有的社会组织需要进一步增强能力，以更高的工作质量拉动和推进反家暴事业的发展。
本文撰写人：冯媛，为平妇女权益机构联合创始人
为平妇女支持热线及其微信：15117905157
有关链接：女声网：genderwatchina.cn
家暴阴影下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但作为一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就目前已经实行了一年的情况来看还远远不能保障被家暴者的权益。因此那群生活在家暴阴影下的人，依旧还无法获得完全有效的救援。摄影/刘关关 编辑/刘书琪 网易公益联合出品
之前申请的人身保护令刚一到期，戴晓磊的前夫就带人过来把她的家给砸了。那是她和前夫在婚前一起买的房子。十天前，刘杰告诉戴晓磊，必须当天搬离房子。当戴晓磊下班回到家中，准备收拾物品的她发现防盗门不见了，衣物被扔得满地都是，仅剩的床几件家具也都被损坏。图为戴晓磊的家。为了防止前夫继续前来偷盗或损坏东西，戴晓磊和前夫共同购买的房子几乎被戴晓磊搬空。
在戴晓磊身上有两个被人熟知的标签，一个是“《琅琊榜》武术导演刘杰之妻”，另一个则是“被家暴”。图为戴晓磊家中一个被前夫损坏的门把手。
最著名的那一次挨打发生在2014年7月，刘杰在杭州萧山机场当众打了戴晓磊一个耳光，并造成女方眼眶附近局部挫伤红肿、皮下淤血和轻微皮肤裂伤。而后机场公安局向刘杰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罚款200元。因为刘杰的公众人物身份，这场家暴案曾登上各大娱乐新闻。2014年8月，戴晓磊向法院起诉离婚。图为戴晓磊家中被前夫损坏的洗衣机。
因为公安的出面，机场的那次家暴在法庭上得到了认可，不过戴晓磊提交的另外7次婚内被家暴证据，则都没有得到法官的承认。“有淤青和伤口的照片，有医院的诊断书，也有我挨打之后多次报警的记录，”戴晓磊说，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认定她的伤痕是否源于刘杰的家暴，法院最终只以机场的那次家暴为依据，罚款刘杰5000元人民币，并判决两人离婚。离婚后，戴晓磊和自己孩子已经分开两年，前夫将孩子藏了起来，最近她才知道儿子生活的地方，但仍未能得见。图为2017年3月5日，戴晓磊和前夫共同购买的房子里，戴晓磊站在窗前向往张望，一位儿童在楼底玩耍。
离婚后，刘杰并没有停止对戴晓磊的骚扰，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去年6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施行三个月后，戴晓磊以此新法为由，申请了人身保护令。“不能说这个保护令没有起到作用，毕竟它到期了之后前夫才敢上门把我赶走。”不过她更觉得单靠一纸保护令，甚至是已经实行了一年的《反家暴法》，目前还远远不能保障被家暴者的权益。
事实上，法官花了约四周时间才颁布了戴晓磊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而那之后她前夫仍在网上公布了她的联系方式，这导致了进一步的骚扰。当她告诉法官此事时，法官让她报警，警方又把她打发回法院。“只能说，《反家暴法》的落实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距离它真正起到明显的作用，可能道路还很远。”戴晓磊说。图为戴晓磊在北京三里屯“美女与野兽”特展前驻足。戴晓磊原本的职业是影视美术，也正是在工作过程中认识了前夫刘杰。
2月的上海，记者采访章小云的时候，她用纱布把面部伤口捂得严严实实。第二天她即将进行一场复杂的鼻子修复手术。去年夏天，在和前夫的一次争吵中，她被后者咬掉了鼻尖、鼻翼和鼻小柱，当场血流不止，鼻小柱小软骨外露。
“一阵钻心的疼，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疼过，我完全懵掉了，只看到我妈妈当场一头栽倒，晕了过去”。直到今日，章小云还能够回忆出当天的任何一个细节，在场的家人都在帮忙满地找她被咬掉的鼻子，直到前夫说，“不用找了，鼻子被我吞进肚子了”。图为2月13日，章小云在上海一家整形医院里为第二天的手术做准备。
医疗机构对章小云做出伤势鉴定，“重伤二级”。检察院批捕了她的前夫，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他在看守所里给她打了电话，“别想摆脱我，这辈子我就跟你过了，一直到我们俩当中死了一个为止”。图为2月13日，上海一家整形医院里，一位护士为章小云刮掉部分头发。
章小云至今心里还在打哆嗦。结婚十几年，前夫从没有停止对她的暴力殴打，拳打脚踢是日常。打她的理由，大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他第一次对章小云动手，只是因为她不想让他把泡着方便面的碗，搁在炉子上晾着的鞋垫上。图为2017年2月13日，上海一家整形医院里，一位医生拍下章小云的照片。第二天，她将在这家医院做整形手术。
章小云也曾尝试过在挨打后报警。那是在2015年，也是她唯一一次报警，而警方却并没有出警。“我们那个小地方，打老婆这样的一些小事，没有真正出事儿的时候，警察也不会在意的，毕竟在农村，夫妻打打闹闹常有。”图为2017年2月14日，章小云在整形手术发布会上用手擦去眼泪。
“家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施暴者通过暴力的形式来控制对方。最终会选择反抗的受暴者只是冰山一角，就算选择了反抗和脱离家暴环境，平均也会经历7次反复。”章小云案的代理律师李莹说。图为2017年2月14日，上海一家整形医院里，医生们正在拍摄章小云，以便留下资料作案例分析。
杨蒙（化名）和前夫都是生活在山东的农民，两人由杨蒙的姑姑介绍认识，只见了两次面就定亲了。结婚前杨蒙就发现男方有一些让她无法接受的缺点，例如不顾及她的感受。订婚后两人一起上街买鞋，前夫遇见了之前和自己谈过恋爱的女同学，随即撇下杨蒙和那个女同学聊了很久的天。“我说既然这样你就别来找我了，咱俩的事情就算了吧”，不过前夫一再发誓只愿意和杨蒙好好过日子，后者最终选择了原谅。图为杨蒙。
结婚后，这种“原谅”不断上演。婚礼后不到半年，前夫因为日常琐事第一次暴打杨蒙，还掐住了她的脖子。还有一次，因为发现菜地里长了些杂草，前夫拿起一根被晒的硬邦邦的玉米一下下猛砸她的头部。那一次杨蒙被打昏了，晕倒在地。“他看我倒在地上也没有管我，而是跑出去打牌，后来还是一起玩牌的人说，别把人打死了，他才担心，回来把我扶进屋子里”。图为2017年3月10日，杨蒙在网络平台上寻找家政的活儿，儿子则在一旁玩自拍杆。杨蒙和儿子租住在北京一个廉价出租房里，靠在网络平台接家政的活儿维持生计。
杨蒙一共提出了5次离婚，但是每次前夫都跪倒在地各种哀求，并一再保证不会有下次。直到2015年，她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坚决去法院起诉，才终于把婚离了。图为2017年3月10日，杨蒙用手机寻找家政的订单。
离婚后，前夫又开始哭求，抱着孩子在杨蒙的面前跪了三天。“他递给我一只鞋子，让我打他。他哭得很可怜，承认这个家就是被他打散的，老婆没了，家也没了”。杨蒙再次心软，跟着前夫回家继续一起生活。图为2017年3月10日，杨蒙的廉价出租屋房里，摆放着她在街上买来的鲜花。
此后前夫确实收敛了一段时间，不过两个月后，杨蒙却遭遇了最严重的一次家暴。因为怀疑他和其他女人搞暧昧，两人激烈争吵，随后前夫举起一个不锈钢水杯迎面猛砸过来，导致杨蒙颧骨骨折，眼部血管破裂，视力急剧下降。图为杨蒙手电筒的光打在家中的炊具上。
杨蒙在一次被打后，找来了自己的侄子，她本想娘家人能够教训丈夫一顿，给自己出口气。然而侄子来了之后却对前夫客气有加，“这让我前夫更加嚣张”。这里面无疑存在一个悖论，当妻子面对家暴时，原本被寄托了希望的娘家人反而偏于软弱。他们的行为也不难理解，“我哥哥就说过，如果他来闹一次，得罪了我老公，等我们两口子和好了继续相亲相爱，他两头不是人”。杨蒙说。图为杨蒙在出租房的公共水池清洗炊具。
程国芳终于在60多岁时把婚给离了。此前她遭遇了丈夫近30年的家暴，即使是下定了决心离婚，程国芳也不敢把自己搜集好的打官司证据放在家里，“怕他发现，那段时间我始终心惊胆战”。图为出发去法院路上的被家暴者程国芳。
之所以忍耐近30年，一方面是因为不想让孩子有一个不完整的家庭，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娘家人的因素。因为前夫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程国芳的婚事同样遭到了家人的激烈反对。“我的这个姻缘是完全缺少家庭支持的，如果家人站在我这边，第一次被打时我就可以抱着孩子回娘家，但是我不能”。
程国芳说，母亲不同意她和前夫结婚，但是也不愿意她离婚。在她看来，家人传递过来的信息是，自己执意选择的婚姻，就应该自己去承担后果。图为在法院提交材料的程国芳。
婚内因为被家暴，程国芳报警了四五次，每次警察赶来，都是协调几句就撤警。“他们觉得这是两口子的家事，管不了，只能教育我前夫几句。等警察一走，他就变本加厉地打我”。
打官司期间，程国芳曾希望医院能够出具伤情鉴定证明，不过医院说要派出所盖章。随后这个请求被当地派出所拒绝，理由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图为程国芳参加公益活动。
“当初的婚姻也许是一次错误的选择，但是当错误已经发生时，你会发现很难有一种渠道获得救助。”程国芳说。
张淼（化名）是一个同性恋者，曾经遭遇前女友的冷暴力。“同时，对于同性情侣和离婚之后男女之间的家暴行为，目前社会上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张淼说，如果一个女同被同性伴侣家暴，她报警，警察来了之后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更低，“他们甚至会歧视我们这样的群体，或者认为只是女生之间的打打闹闹”。
她也承认，在一些农村地区，对于《反家暴法》的落实确实还远远不够，“很多地方的妇联和当地政府，都没有反家暴方面的培训”。图为张淼家中养育的猫。
张淼曾看过一些视频，从中研究台湾地区的反家暴组织，当一个男人殴打妻子后，会被强制要求去当地的一些机构参加反家暴课程，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真的做错了之后，才可以重新回归家庭。“目前在大陆，这样的机制并不是特别完善。”张淼说。图为张淼在家里用投影仪看电影。
张淼和章小云案的律师李莹都认为，应该把前配偶、前亲密关系者实施的延续性伤害，也纳入《反家庭暴力法》的细则当中。图为张淼自己在家中躺着玩手机。
“《反家暴法》实施以后，恶性的家暴事件，就光媒体报道依旧还有数十起。法制的完善，很多的时候是拿鲜血和生命促成的。有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一定必须得这样呢，我们能不能够防患于未然，或者是能够让这种牺牲更少一些？”李莹说。图为张淼外出散步，头顶是满树垂下的枝丫，刚冒出一部分嫩芽。
离开前任后，张淼加入了一个维护妇女权益的公益组织，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被家暴的妇女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现在，戴晓磊还在为了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努力，章小云刚做完手术正在康复中，杨蒙逃离家乡打工养活自己和小孩，程国芳还在为了自己的权益打着官司。但毕竟冬天已经过去，白昼慢慢变长，生活在家暴阴影下的人，应该逐渐获得更多有效的救援。图为张淼站在一处有着葱翠树木的墙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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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末的上海，记者采访章小云的时候，她用口罩把面部伤口捂得严严实实。第二天她即将进行一场复杂的鼻子修复手术。去年夏天，在和前夫的一次争吵中，她被后者咬掉了鼻尖、鼻翼和鼻小柱，当场血流不止，鼻小柱小软骨外露。
